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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連續三年下降,社會撫養費能否取消?|前瞻兩會

多年來社會撫養費制度在實施中存在征收對象寬泛、標準不統一、實際到位率低、管理使用不規范等問題。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記者 | 何香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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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鼓勵生育成為多地政府調整人口政策的價值取向,在此背景下,社會撫養費是否應繼續征收一直爭議不斷。

在2020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旅游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黃細花再次提出議案,建議廢除社會撫養費,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黃細花對界面新聞表示,今年她將在全國兩會上提交《關于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建議》,其中建議取消生育限制,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處罰政策。近年來,黃細花已就取消征收社會撫養費問題多次在全國兩會上提交議案。

黃細花表示,現在我國新出生人口逐年在下降,生育率也比較低,再對超生家庭征收社會撫養費不合時宜,有必要調整政策,“現在一邊鼓勵大家生育,同時又對‘超生’罰款,會給社會發出一個錯誤信號,認為現在的生育率還不夠低,仍然要限制生育,這不符合現在的人口形勢。而且現有的社會撫養費制度存在很多不公平,處罰的依據也存在問題。”

社會撫養費始于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政策執行之初稱為“超生罰款”,20世紀90年代初期改為“計劃外生育費”。2001年頒布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將這項收費更名為“社會撫養費”,此舉主要是針對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可適當補償所增加的社會公共投入,同時對違法生育行為也有一定的懲戒作用。2002年8月2日,國務院公布《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對社會撫養費適用對象、征收主體、征收標準、征收程序等予以規范。

但是,多年來社會撫養費制度在實施中存在征收對象寬泛、標準不統一、實際到位率低、管理使用不規范等問題。2015年12月,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其中規定繼續堅持社會撫養費制度。此后,各地開始修訂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對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規定作了適當調整。

據媒體報道,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全國有30個省份修改了計生條例,其中20余省份明確了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天津、山東、河南、重慶、福建等多地規定,征收計征基數3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而上海和北京沒有給出明確的社會撫養費比例,均要求按照基數一至三倍征收。浙江、貴州、吉林等一些省份甚至將社會撫養費繳納的基數上限提高到了3倍以上。

針對社會撫養費引發的爭議,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黃文政也對界面新聞表示,建議盡快取消社會撫養費制度,對生育實施鼓勵和支持,“我國的自然生育率已經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如果生育率持續下降,對于我國人口老齡化、經濟發展等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這時候應該是對生育給予補助,而不是罰款。”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為1465萬,比2018年減少58萬,我國出生人口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已連續三年下降。此前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為1523萬人。

人口學者何亞福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也提到,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超生罰款(社會撫養費)主要是針對三孩家庭,因為愿意生四孩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極少。

“現在中國的生育率過低,而且由于育齡婦女不斷減少,以及年輕一代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預計未來十年我國出生人口仍然會逐年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更多的家庭生育三孩,就有利于提高生育率。”何亞福說。

何亞福也支持取消征收社會撫養費,這樣可以減輕三孩家庭的養育負擔,從而能促使更多的家庭愿意生三孩,“現在對三孩家庭征收的超生罰款,可能多達幾十萬元。本來還是有一些家庭愿意生育三孩并且撫養得起,但巨額超生罰款會更加抑制人們生育三孩的意愿。”

“取消征收社會撫養費是我國生育轉型的第一步,也是基本前提條件”,黃文政提議,為了大力鼓勵生育,政府應該出臺一系列政策,包括提供托兒所、幼兒園等普惠性服務、對貧窮家庭提供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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