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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如何跳出轉型困境?

“在致命的大流行面前,民族主義政策似乎是理性的選擇,但它們并不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記者 | 田思奇

從汽車、藥品,再到手機,大型企業通常將生產有效地分配到低成本地區,并在整個供應鏈中保持較低的庫存水平。這當然是合理的戰略,但絕大多數人難以預料一場大流行疾病的出現。

和其以往的政策一致,美國總統特朗普在5月13日重申希望改善美國的供應鏈,將關鍵制造業帶回去。他的最終目標是生產美國人自己需要的一切產品,然后出口到全世界,包括藥品。

日本政府在4月初宣布提供補貼支持日企把產能搬回國內,或者向東盟國家分散來使產業鏈多元化。該國汽車零部件廠商八千代工業已將部分汽車天窗零部件從中國至日本的運輸改為空運。

法國財政部長勒梅爾在2月早早宣布將審查哪些行業需要發展 “經濟和戰略獨立”。“這次疫情表明,供應問題會給某些行業帶來戰略上的挑戰,”勒梅爾說道。他特別指出在醫藥行業中,一些藥物80%的原材料都來自亞洲。

大眾汽車首席財務官威特(Frank Witter)也對《金融時報》透露,他們在意大利北部、西班牙等地的承包商相繼倒閉。而這些難以承擔大量債務的小型零部件供應商一旦停擺,就會直接擾亂車企的整條供應鏈。

全球供應鏈來到了不得不調整布局的時刻。然而在此過程中,誰又該為高企的成本買單?建立供應鏈壓力測試、適度增加庫存、利用創新技術調控生產規模,或許是遭受疫情重創的企業正尋找的答案。

大勢所趨

“疫情給跨國企業的教訓是,以前只關注效率和成本,而疫情之后‘彈性’將納入考慮,”一位來自三星公司的分析人士對界面新聞說道,“但彈性并不保障成本效率,因此企業要做權衡,犧牲一部分效率。”

經濟學人智庫(EIU)5月13日的報告稱,這場大流行將促使各國、企業加速向區域性供應鏈轉移,扭轉全球化進程。其中,全球制造業中心亞洲的供應鏈網絡將變得更加多樣化。

該機構還認為,跨國公司在歐美建立半獨立的區域供應鏈是一個避險的辦法。有這種掌握著“奢侈”供應鏈的公司,在疫情期間已經能夠將關鍵部件的生產轉移到其他地區。

資產管理公司Mobius Capital Partners的創始人莫比烏斯(Mark Mobius)在4月向CNBC透露,疫情沖擊后,許多美國公司都尋求將供應鏈轉移到離本土更近的地方。“至少,原本位于中國的環節將被轉移到越南、孟加拉國、土耳其甚至巴西。”

英國商會經濟主管斯如(Suren Thiru)也表示,在新冠病毒造成的鏈條斷裂影響到運營后,一些英國企業已經在著手縮短供應鏈

此外,一位歐洲交易商對《金融時報》指出,他們預計可能在車企授意下,較強的供貨商將收購較弱的同行,以保證供應鏈的完整。

危中有機,有些國家就明確提出把新冠當成完善供應鏈的關鍵時刻。例如印度政府本周宣布了價值20萬億盧比(約合2660億美元)的經濟救助方案,該一攬子計劃相當于印度GDP的10%,將為印度國內制造競爭力較強的商品完善供應鏈。

總理莫迪強調,印度必須全面整頓經濟,進行 “大膽的改革”,以確保21世紀屬于“印度的世紀”。這包括在印度國內構建新的供應鏈和市場。經濟支持將投向土地、勞工、流動資金和法律方面,包括家庭手工業、中小企業、勞工和中產階層等。

韓國貿易工業和能源部部長宋永武近日表示,出口行業將遭受更深、更持久的痛苦,但供應鏈調整最終也可能會對韓國有利,因為企業需要尋找更安全的零部件采購方案。

去年8月,日本對韓限制出口光刻膠和氟化氫等半導體產業關鍵材料后,韓國或許已經吸取了教訓。宋永武表示,在日本主導的各類高科技零部件和設備方面,韓國將繼續發展自己的專長,建立更全面的供應鏈是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核心:“這次大流行是韓國的機會,可以鞏固其在亞洲供應核心零部件和材料的控制地位。”

經濟學人智庫總結道,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由于圍繞供應鏈的建立或轉移很困難,任何重大轉移都可能是不可逆的,因此,這注定會成為“新冠危機的持久后果”。

挑戰重重

然而,花大力氣實現供應鏈地域多元化,建立完善的“B計劃”來防范下一場疫情后,公司很有可能在下一場疫情到來之前就已破產。

對于各國政府的宏大規劃,上述三星分析人士認為這只不過是他們的“政治宣言”,而企業做決策依然要從成本和收益的實際出發。例如“權衡來講,中國的成本依然最低,產業鏈最完善,而且中國有市場。離市場更近,產業鏈才會更短,這才是縮短供應鏈的意義。”

英國物流和供應鏈企業Unipart的董事長尼爾John Neill)介紹,為了向英國汽車行業提供合格油箱,公司需要數月甚至幾年的時間尋找供貨商、討論規格、評估生產質量、通過一系列質量安全測試。而每多找一個供貨商,就意味著完成這套流程的成本將多一倍。

“到時,你可能會比別人擁有更強大的供應鏈,但沒有人會買你的車,因為太貴了,”約翰·尼爾說道。

正如耶魯大學經濟學家羅奇所說,將生產從低成本的海外平臺轉移到高成本的替代者,相當于對已經很受傷的消費者加征一項無情的稅收。

如果不想把成本轉嫁到客戶上,那么公司就要衡量是否要減少利潤來換取本地供應鏈的低風險。

即便如此,新冠疫情絕不是一場區域性的災難。倘若全球范圍內的工廠和業務都停擺,那么多元化供應鏈也無法彌補任何損失。

歐盟貿易專員霍根(Phil Hogan)4月中旬表示,歐盟及其企業需要使其供應鏈多樣化,以減少對個別國家的依賴,但要明確,歐盟的目標不是自給自足,因為這無法實現。

“我們需要研究如何在多樣化的基礎上建立有彈性的供應鏈,我們不可能在本地生產所有產品,這是需要承認的事實。”

另一方面,企業需要重新審視國際人才的部署。為人力資源的專業技術供應設計鏈條,是一項很棘手的任務。

有些工序是無法通過Zoom或Skype等遠程工具完成的。波士頓咨詢亞太地區采購專家多利亞(Alex Dolya)就舉了一個例子:某跨國能源集團將一臺電氣設備運到了馬來西亞,需要德國工程師親自測試檢查。但由于航班停運和國家邊境封鎖,這臺機器仍閑置著。

解決方案

那么,在下一場危機到來之前如何做好防范?

《哈佛商業評論》的文章指出,各國政府應考慮對提供關鍵商品和服務的公司進行壓力測試,類似美國和歐盟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對銀行所做的那樣。測試應重點關注公司供應鏈的彈性。

曾出版《供應鏈設計與管理》一書的這兩位作者David Simchi-Levi和Edith Simchi-Levi認為,供應鏈壓力測試應判斷兩大要素:恢復時間(TTR),即供應商設施、配送中心或運輸樞紐等節點在中斷后恢復到完全功能所需的時間;生存時間(TTS):設施中斷后,供應鏈能夠使供應與需求匹配的最長時間。若TTR較TTS長,供應鏈就會出現需求與供應不匹配的情況。

除此之外,如果企業想減少供應鏈斷裂風險,還應該減少對任何單個供應商的依賴,但多樣化也不能保護企業免受大流行等系統性風險的影響。

世界銀行宏觀、貿易與投資部門主管弗洛恩德(Caroline Freund)撰文指出,在系統性危機中,最好的策略是增加庫存。對于石油或醫療等必需品,國家或跨國機構更容易進行庫存儲備。

還有些生產活動可以在本土通過機器人來完成,這會比去國外找勞工便宜。利用創新技術更好地調整生產規模,也是規避供應鏈風險的手段。

Waverton投資管理公司基金經理Tineke Frikkee認為,積極的應對措施將有助于使企業在日后更好應對危機。區塊鏈、人工智能、供應鏈分析、機器人和5G等技術都可以幫助企業設定生產規模,提高自動化程度并降低病毒傳播風險。科技公司在這方面擁有巨大優勢。

《經濟學人》文章同時認為,供應鏈被打亂后,眾多企業被迫在短時間內想出新方法進行生產,或者在需求受挫的情況下創造新的產品。在壓力之下,企業正被迫提高創新速率。

但并不是所有的行業都如此輕松調整過來。世行的弗洛恩德就認為,在汽車等行業,許多零部件仍是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除非國家提供生產補貼來降低國內生產的相對成本。

“在致命的大流行面前,民族主義政策似乎是理性的選擇,但它們并不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弗洛恩德在《巴倫》周刊寫道,“更有效的辦法是利用全球供應鏈來有效地快速擴大生產規模。更聰明的做法是加強國際合作,以儲備必需品,建立對未來沖擊的抵御能力——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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